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力资源服务业是以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与管理为核心内容的产业领域，伴随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服务业成为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增长极。新世纪以来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持续引发全球性的深刻转型，将人类社会代入一个充满张力的数智化赋能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各种场景应用功能已经逐渐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这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数智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
以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为数智时代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客观上改变了传统服务样态，人力资源服务效能因而大幅提升，服务范围日趋扩大，服务质效不断跃升。
首先，智能化服务日趋广泛，人力资源服务专业性提升。数智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广泛应用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逐渐依赖数据驱动进行日常决策和提供智能化服务，向用人单位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服务，服务品质专业性得以提升。研究表明，数据驱动的企业人力资源决策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绩效，并在员工保留率、个人技能以及决策者角色转变等方面均可以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个性化服务日益突出，人力资源服务精准性提升。数智时代的人力资源服务更强调"精准"，愈发重视人才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匹配。通过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一是能服务市场细化，为不同层次客户提供专业、精准、深度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二是能服务领域细化，明确自身定位和分工，集中资源向某一细化领域提供专业化服务。
最后，跨界性服务逐渐成熟，人力资源服务融合性提升。人资服务业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显现，各大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化，推动了人资服务业向多个领域、产业渗透，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与金融业融合发展以及与互联网业融合发展三种模式。
二、数智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
数字异化与失能问题在某些领域和一定范围内始终相生相随，客观上加剧了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风险隐患。
第一，服务机构运营成本增加。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是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技术更新迭代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技术更新周期加快，客观上要求服务机构不断加强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应用，势必会对服务机构的综合素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成本偏高，其发展和应用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现，客观上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成为制约数字化转型的因素。
第二，区域发展存在不均衡。数智时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高成本投入，制约了技术赋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均衡。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行业规模和行业影响力具有显著优势。而囿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应用能力等因素，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第三，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制度滞后。伴随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运营愈发仰赖技术的应用，然而具体法规往往滞后于现实问题的出现，导致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无法可依的困难和风险。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行业缺乏完善的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机制会加剧人力资源服务的风险，机构面临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等问题。
三、数智时代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为了引导人力资源服务业在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促进其进一步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解决发展困境，实现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
其一，推动“数智化+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后，通过数智化赋能可以提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运营管理效率，挖掘产业环节中的价值增值，推动产业价值体系重塑。在人力资源服务业视域之下，数智人才成为代表性的生产要素，内涵性地要求以数字技术、数据、算法、算力等为关键生产要素来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持续创新，并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种形式展现出来。
其二，推动三种创新融合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共享。数智时代的不同产业，相互之间的传统边界趋于模糊，这使得创新要素能够跨越边界进行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人力资源服务业+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是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抉择。具体包括，以数字人才为代表的要素创新，以共享创新资源为代表的模式创新，以及以不用产业之间协同融合为代表的业态创新等。
其三，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坚持审慎包容的监管原则。法者，治之端也。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积极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有助于规范行业秩序，提供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立法部门应致力于明确行业准入条件、服务质量标准、信息安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实现人力资源服务业工作模式与法律法规的良性互动。
本文系2024年度山西省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重大专项研究课题（课题编号：SXRLZY2024117）成果。
作者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