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黎晟先生
郑黎晟从事律师这一行，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律政精英”一类电影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郑黎晟却一直遵从内心对法律事业的热爱，他用自身的能力去推动中国司法在某些领域的创新。他说作为一名律师，有义务用自身的能力去推动中国司法的进步。
初心与使命
郑黎晟的从业生涯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在家人反对他学法律时，他直接告诉父亲说学医是为了给人看病，但学法律是为了给社会看病。毕业后，他第一时间参加了司法考试，并顺利拿到了律师证。
2004年，郑黎晟遇到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这是中国首例飞行员跳槽案。当年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从中飞通用航空公司挖走了三位在职飞行员。这样的做法不单纯是一起员工跳槽案件，更多地涉及了同业竞争等问题。根据当时的劳动法，如果三位飞行员已经离职，那么没有任何问题。而飞行员在职时被挖走，甚至离职手续都没能办理，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当年的法律，在起诉几位飞行员之前，中飞通用航空公司应该先进行仲裁，然后才能进行诉讼。中飞通用航空公司在当时没有这方面意识，生生把仲裁期限耽误了，到了最后不得不直接起诉。
作为深圳航空的代理人，郑黎晟成功地抓住了对方程序上的问题，在中院阶段就驳回了中飞通用航空公司的起诉。后来，中飞通用航空公司不得不重新走仲裁流程，但郑黎晟也仅仅用了7天时间，就再次胜诉了。郑黎晟说他了解中飞通用航空公司的不易，因为他们承担着非常重要的飞行员培训任务，他们有一项任务是专门试飞新出厂的机型，哪怕是不成熟的飞机，他们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也有能力达到试飞的目的。为了保证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所以他们培养的飞行员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也因此，每培养一名飞行员，其价值也就远远大于普通的飞行员。但法律就是法律，不是人情。
这起案件迅速在航空行业内发酵，最后中国民航总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务院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民航人发〔2005〕104号）的规定。从规定下发之日起，飞行员跳槽的赔偿金额每人不得低于70万元人民币。郑黎晟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相关司法法条的设立，也为中国相关法规的建设尽了一个律师的责任。
初次独立接手案件，就把郑黎晟推到了推动司法法条设立的境地，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牛刀初试，让郑黎晟对自己的律师之路也充满了期待。
2001年，郑黎晟接手了一起小保姆投毒杀人案以及由该案件引发的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纠纷案。他也没想到，这又是一起让他声名大噪的案件。
该案开庭时，吸引了整个陕西地区的媒体，甚至部分人大代表也旁听了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历尽重重困难，郑黎晟圆满为当事人讨回了公道。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轰动，甚至登上了国内发行量第一，全球发行量第五的《知音》杂志。而《知音》杂志也将郑黎晟代理的案件刊登上了杂志封面，并在当期卖掉了450万册之多。
创新与发展
2007年，郑黎晟因为多次在代理案件中的优秀表现，获得了西安市优秀律师称号。在这一年，他受邀成为深圳某律所的合伙人，离开了陕西。
来到深圳后，郑黎晟如鱼得水。他来深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了政府部门向律所购买法律服务。在此之前，深圳市由于人员来源复杂，各种社会矛盾、邻里纠纷都会闹到派出所。郑黎晟做了一个调查，派出所每天要花费70%以上的时间用于处理110报警，警力远远不够。
在郑黎晟的推动下，政府认可了通过向律所购买法律服务，让专业的律师来调解各种争议，让法律来解决各种争议。这样一来，110报警的次数明显得到缓解，警察也不用每天疲于应对各种邻里纠纷，能腾出精力去办理各种案件。
这种模式的出台，让各级政府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于是，“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应运而生。2017年，《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研究》一书正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迅速推向全国。随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调解典型案例评析》也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模式，历经10年时间，正式推向全国，并打造成了享誉全国的法制名片，也直接成就了郑黎晟在中国法律界的地位。
2015年，深圳福田区想在信访法治化层面进行创新改革，以减少信访矛盾的产生。于是郑黎晟通过招投标形式参与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访前法律工作室”的概念。这个模式把信访工作细分化，并且由访前法律工作室进行“访前引导”，有效引导上访人员有序解决问题。在把信访事项和非信访事项有效分流后，访前法律工作室还会指导相关人员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让民众能够遵循法定的途径尽快解决问题。
同年，郑黎晟的“访前法律工作室”模式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郑黎晟也受到了领导的亲切接见，并获得首届全国法治信访进步奖的殊荣。
如今，郑黎晟开始在官方媒体上普及法律知识，中央电视台《我是大律师》、深圳电视台《家英拍案》《法观天下》《第一调解》《898早新闻》等主要媒体的法制频道都是他普法的阵地。随着郑黎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普法，他在全国早已成为学者型律师的代表。
（阿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