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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教育纾解之道

作者 □ 湖北科技学院 郑敏 刘波 李君怡
2025年03月19日

作为智能原生代,大学生成长于全球化、数字化与少子化叠加的特殊历史语境,其成长的社会环境、价值理念、知识建构、伦理认知等都出现巨大变革,成为具有典型特征的数字原住民和智能原生思维的新人类,他们是使用智能技术的主要群体。高校教育帮助他们加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理性看待智能技术,合理规避智能技术伦理风险,成为重要研究问题。

一、大学生伦理认知的现状

(一)独特的伦理认知复合性

因421家庭模式触发代际资源聚合效应,形成以“全家庭资本投入”的培育范式,其认知模式天然嵌套数字思维。经历互联网到生成式AI的技术代际跨越,他们呈现出现实又虚拟式的复合成长生态: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承继。如将爱国意识转化为文化自信、科技报国、汉服出圈等具象实践;另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叠加效应下,西方伦理观通过学术理论、流行文化、技术平台等多重路径深度介入大学生价值体系,形成“显性接纳”与“隐性重构”并行的复杂态势。

(二)伦理认知的变革性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呈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现代性的重构。个体的伦理素养倾向于小群体或亚文化圈层的认同,而不是传统的集体认可。对伦理道德展开数字迁移,在网络空间弘扬孝道、诚信、良善等优秀的伦理道德,以此获得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粉丝量作为个人“成就”,成为道德信誉的标注。可见,他们重视行为的外部表征。并将情感需求投射于网络空间,减少现实世界人与人的真实性交流,成为保护自我的特殊形式。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之栋梁,其伦理道德的认知与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整体风貌与进步。人工智能与许多技术一样,对社会影响具有两面性,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亦是如此。伴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因算法黑箱、算法歧视、智能“幻觉”、虚假信息等问题引发的伦理风险已经引起世界关注。我国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化理规范》、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美国《合乎伦理的人工智能框架》政策法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报告,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伦理风险的有效规避提供合理路径,也为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提供策略。

二、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风险表征

(一)人工智能加剧大学生认知分化

“万事问AI”俨然成为大学生领域的潮流。大学生身处网络智能空间,参与体智空间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互动中,认知形成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是对人工智能认知的分化。不同学科专业应用情况,发现技术接受度高、工具使用频率多的学生,有助于提高发现问题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真正发挥智能助手的作用,反之则只是发挥智能工具作用,导致工具应用能力的分层现象;二是心理层面的分化。部分学生因过度依赖而削弱自主学习能力,产生工具性焦虑,滋生诚信风险;形成“数字精英”与“技术边缘者”的隐性分化;三是伦理层面分化。部分学生理性看待技术中立原则,主张AI发展优先;另一部分则更关注算法偏见、隐私侵犯、学业诚信等伦理问题,主张AI有限发展,形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化。

(二)泛滥的虚假信息弱化大学生伦理道德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以效率优先和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价值,技术研发中伦理价值尚未成为核心参数,尚未实现技术和伦理的发展平衡,即有可能AI的智能性高、效率越强、应用越广,其突破人类伦理框架、法治框架的潜在风险越大。特别是生成式AI人工智能以独特的技术结构,重塑了大学生精神空间沉浸化表征。因为生成式AI不仅能提供信息价值,还能提供情感价值、娱乐价值。一是以商品性为逻辑基础的生成式AI,为了满足客户有趣的体验,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即“AI幻觉”。看似严谨、有理有据地回答,实质数据语料来源偏差会造成的算法歧视,导致大学生获得错误信息形成错误的认知;二是受资本结构的影响,人工智能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根源在于资本推动,被资本滥用或恶用情形并不少见。自2023年之后,人工智能为传播媒介的信息失真,真假信息不断反转,人们似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开发和部署应用产生算法偏见、敏感数据泄露、生成虚假信息、干预政治选举活动、深度仿造与信息茧房等不仅破坏社会信任,还深刻影响大学生诚信价值观构建与法治认知,如积极生成虚假信息并传播。

(三)“智能舒适区”的学生主体性消解

一是思维惰性化。在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教育生态当下,算法推荐、知识图谱、智能助教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等对大学生而言正建构起一种新型学习“智能舒适区”。以DeepSeek和Grok3为例,大模型由提供信息向“生成答案”到“逻辑推导”的进阶,智能性能提高可以让大学生在“需求——推送——满足”的闭环中不假思考接受信息。长久以往,大学生对学习新知识逐渐丧失探索思考的能力,习惯于“投喂”,形成新型灌输知识的模式和催生新的“抄袭”问题;二是判断外包化。学生在模块化的信息提供闭环中主体性消解,弱化了学生能动性,进而主体丧失独立性、能力性、创造性发展。三是价值虚无化。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交媒体主体,网络行为都可能成为数据点,致使信息被收集、窥探,由算法推荐形成一个个算法规训下的认知窄化,认知和行为方式被重塑,主体在数字监控中陷入存在意义危机。

综上而言,技术依赖引发思维惰性,引发大学生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出现形式合规与认知缺位的伦理危机。在此背景下,研究力图通过高校教育引导人机交互中出现数据安全、算法歧视、隐私保护、知识产权和价值冲击等伦理的风险规避,帮助其理性对待智能技术,减少不当使用行为。

三、高校伦理教育建设的路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科技观

高校的教育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当前时代背景下,如何立德树人?教育的本质和目标不变,即以“生”为中心,推进学生个体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影响着人才市场领域需求导向。高校应正确、理性智能技术应用,不能一味禁止。如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授予给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证明人工智能对科学研究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所以,在深刻理解教育本质基础上,围绕新时代人才应具备的核心要素、核心能力来设置目标,积极探索实践“人工智能+教育”作用,深刻变革教学形态,才能实现科技“赋能”教育,弱化教育沉积的弊端。

(二)智能科技有效赋能教育

研究表明,智能技术发展对高校学生的影响利弊不一,部分学生形成负面影响大于积极作用。如前面所述,对大学生引发的诸多伦理风险,包括学生应用智能技术时提不出意义的问题,也没有创新思维,生成内容同质化,没有验证输出真实性能力等问题,均充分说明人工智能“赋能”实效未能彰显,反而显露出教育的失败。

如何用好技术赋能教育,并构建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一是教育者要强化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学习,运用智能技术打造互动性、参与性同行的新型师生关系,成为“知行合一”的示范者,成为奉行伦理道德的引领者;二是引导学生破解智能舒适区的陷阱。爱因斯坦曾说过:“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因而要形成人机互补模式,通过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加好奇心和想象力,主动跳出“算法舒适区”,减少智能机器操纵下的伦理风险;三是着力培育“算法清醒力”。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工具性”,主动探索“人——机”的协同方式,将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伦理融入教育过程。纠正学习的功利性,提升教育的“唤醒”功能,促进学生价值观、生命感、创造力的觉醒,构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抵抗力;四是充分认识智能技术存在技术缺陷和局限性。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的转变,但仍存在科技向善或向恶风险。明确引导认识到应用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及承担风险责任。面对网络虚假信息泛滥,跳出信息茧房,培养正确而坚定的政治立场,激发“良善”的个人品质,提升“是非曲直”的辨别能力。

探索高校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警示机制。风险是不确定性,并且无处不在,避免大学生因认知鸿沟而沦为“风险盲人”。一是人才培养层面。高校各院部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深度融合智能技术的“工具价值”,将“智能向善”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原则贯穿于课程教学,引导辩证认识和理性应用,在智能空间中弘扬真善美;二是设置风险警示机制。在人生观、价值观塑造中,增强德法教育,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数字教学,将数字伦理标准和学术诚信纳入衡量合格人才范畴;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根据风险类型设置预警,制定风险化解方案。建设伦理情景模拟实验室,利用VR技术开展道德困境实训。同时,以人文关怀弱化智能技术的依赖性,跳出,信息茧房,跳出算法舒适区,正确防范虚假信息背后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

四、结语

面对《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倡议书》的发布与UNESCO教育战略调整,我国高校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伦理教育体系。这既是应对技术风险的现实选择,更是培养“科技人文双素养”时代新人的战略布局。科技强国战略中,大学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不仅要有多学科跨界融合的能力,还要具备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素养,并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

校级教改重点项目《法学类课程浸入思政教学思考:“诚信精神”培育》,(项目编号:2021-XA-002)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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