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如今，文物数字化已从早期的图像采集与信息存储，逐步演变为集多源数据采集、智能分析、互动展示与智慧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应用范围也从基础保存、宣传教育层面，不断拓展至文化传承与活态振兴的更高层面。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不仅提升了文物保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也为文物价值的传播、文化记忆的重构、社会公众的参与提供了全新路径。
一、 文物数字化技术概述
国家高度重视文物数字化的发展。2021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务院先后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展示能力，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博工作的融合创新。2023年，全国文物科技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推动文物数字资源建设、智慧博物馆建设与大遗址展示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为相关工作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制度支持与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文物数字化技术体系日益成熟。例如，结合激光扫描与摄影测量技术，可以建立结构精确、纹理细致的文物三维模型；采用自动轨道拍摄和自动拼接软件，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采集超高分辨率的壁画画像。在智慧博物馆建设方面，使用智能感应系统、环境调控设备、智能调度技术，实现了文物的全天候监控与预防性保护；智能导览、3D打印、虚拟现实体验等技术，实现了大型场景的可视化呈现，有效提高了参观者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在文化传播层面，文物数字化保护还承载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使命。数字化技术为文物的“活化”提供了崭新的参观场景，虚拟博物馆、沉浸式展览、增强现实导览、互动体验平台等文物展示形式层出不穷，这些技术克服了物理时空的制约，不仅保存了文物的形貌、材质、纹饰与历史信息，让历史记忆得以留存，同时，还让深藏于馆库的文物“活起来”，文物的传播不再受限于博物馆展厅或遗址地理位置，极大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受众边界与影响力。
二、 文物保护的现状
（一） 文物保护的两难困境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有不少问题。部分基层文保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缺乏专业评估手段和风险研判能力，导致存在文物“用与不用”的两难困境。一方面，部分地区仍将文物保护等同于“封存管理”，因害怕文物被破坏而将其束之高阁，缺乏文物活化利用的意识，导致地区文化资源长期沉睡；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又过度商业开发，在未建立足够保护机制的前提下盲目开发利用，忽略了文物本身的承载能力，反而加剧了文物的损耗。在当前文物保护实践中，如何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正成为一道难以回避的发展难题。
（二） 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文博单位开始尝试通过数字手段提升保护效率和展示水平。然而，从实际应用情况看，数字化文物保护仍旧存在许多不足。一方面，许多基层文博机构缺乏VR、AR、BIM等新兴技术的应用能力，相关设备更新缓慢，仍以传统传感器监测温湿度为主，无法满足复杂文物环境的智能调控需求；另一方面，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内容碎片化、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间互通性差等问题，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数字文物档案体系。
（三） 制度建设较为薄弱
当前，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仍面临管理体系不健全、标准不统一、监督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针对数字化保护的具体流程、质量标准、数据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培训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地方财务管理体系未与数字化成本控制接轨，出现软硬件设备长期闲置、技术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
三、 文物数字化与文物保护的深度融合策略
（一） 坚持“保护第一”与“合理利用”并重
在推进文物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确保一切数字化操作均以文物本体安全为前提。文博单位可利用智能传感、物联网监测等技术手段，实时掌握文物所处环境的湿度、光照、温度等关键参数，实现对风险的提前识别和干预；同时，运用三维建模、高保真扫描等数字化手段建立权威、标准、系统的文物数字资源库，使文物信息得以长期留存。在此基础上，也应同步加强对文物的“合理利用”，发挥文物在文化传播与公共教育层面的作用。例如，行唐博物馆在文物保存中引入环境监测设备，对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进行实时调控，有效降低了外部因素对文物的侵蚀风险；利用三维建模技术，对大型车马坑、骨质器物等重要文物进行数字复原，建立了数字文物资源库，为后续的研究、展示和修复提供了数据基础。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行唐博物馆也尝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教育与文创服务内容，通过沉浸式展览和互动设计引起公众兴趣，未来计划结合大数据平台深入分析参观者偏好，将地域文化元素融入文创产品、展教活动中，真正实现“保护与活化”的双赢。
（二） 促进“虚拟拓展”与“实体固本”协同发展
近年来，多个文博单位的数字化实践证明，传统文物展览正逐步走向“虚实结合”的新阶段——数字技术正在突破博物馆“空间有限、文物脆弱”的局限，使公众能够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接触历史文化资源。各级文博单位应积极学习借鉴同类单位的数字化应用情况，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系统，引入3D技术、增强现实（AR）、甩屏互动、滑动屏查询等技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突破实体展陈的空间限制，拓展展品信息呈现的深度与广度，让参观者在虚拟导览中亦能获得丰富的文化体验。例如，行唐博物馆积极引入数字化影片、交互式屏幕、多媒体景观等先进技术实施文物保护，在中山文化展厅将数字化技术与实物展品相结合，将白狄—鲜虞部落生活场景的复原，参观者在虚拟构建的部落营地中穿行，不只是“看文物”，而是“走进历史”——这种方式不仅激活了静态文物的表现力，也拓展了观众对古代生活方式的想象空间，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内有效拓宽了展览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厚度。当然，“虚拟拓展”绝不能脱离“实体固本”，文物的本体依旧是文博事业的根基。例如，行唐博物馆大规模骨质文物修复项目和二号车马坑的复原展示，均以精细化发掘、科学保护为基础，并辅以数字化采集与建模技术，保存了珍贵的数据资料和实物资料。
（三） 健全文物数字化保护制度体系
要实现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与可持续化，必须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构建科学、合理、全面的制度体系。首先，应结合自身实际，设立数字化管理岗位或专项小组，明确职责边界，实现项目策划、数据采集、内容解读、成果转化等环节的闭环管理。例如，河北博物院在推进《王厝时代》数字项目过程中，组建了专业团队统筹中山国历史文献、专家解读与数字建模等工作，结合《王厝时代》大型文博类专题纪录片，利用BIM技术对展厅、文物进行针对性设计与数字建模，营造出沉浸式的参观氛围，形成了内容严谨、形式创新的文化传播成果。其次，应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流程的标准化进程，制定清晰的技术标准与操作流程，包括数据采集精度要求、图像和建模格式规范、文物信息结构化标注标准等；同时，各级文博单位应及时对接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确保文物数字资源的可溯源性、一致性和共享性，为后续展示、传播、研究和再利用奠定基础。最后，
四、结语
综上所述，推动文物数字化与文物保护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顺应科技发展趋势的主动作为，更是实现文物永续利用与公众文化权益保障的关键。通过建设科学高效的文物数字化保护体系、加强数字化技术的落地应用，实现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