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论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素质文化，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生成的新型价值观、素质结构观和发展路径实践观相统一的新型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是在批判国民素质文化缺失的实践中生成，在国民素质发展实践的文化需求与国民素质发展的价值创造中建构，既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又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奠定理论基础，明确实践指向，深化独特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国民素质发展文化迫切需求和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满足文化需求的价值关系中，强烈地表现出文化提升全民族文明素质作用亟待加强的价值诉求，清晰地凸显出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的价值取向、内涵建设、路径选择以及规律认识相统一的文化创新特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形态。基于此，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创新，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有助于新时代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的奋斗目标实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逻辑生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生成，是根植于特有的改革开放环境、特有的批判国民素质文化观念缺失精神、特有的国民素质文化需求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满足需求的实践之中。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生成，并不是纯粹偶然性，也不是我们纯粹主观上的设计，而是实践证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实践验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批判国民素质文化缺失的创新中，形成的国民素质价值观、内涵建设观、结构建构观、发展观与国民素质发展规律认识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素质文化形态。这样的界定包含三个基本要素：（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的价值定位、内涵建设、结构建构和路径选择形成的新观念，对国民素质发展与“五位一体”建设辩证认识形成的新思想，对国民素质发展规律形成的新认识。（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开创人民素质全面提高新局面的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新观点与新理论。（3）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素质文化研究取得的原创性成果，以及中国人学研究、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国民素质研究、素质教育研究取得的相关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内涵的主要特征是：中华民族发展长远大计价值定位与满足素质主体文化需求相统一（价值关系与内涵建设）；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相统一（结构扩展与发展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情感认同、内化与外化相统一（主体素质发展路径）；着眼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与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提高相统一（国民素质发展基本规律）。其内涵特征所反映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国民素质发展的价值及其功能，从文化概念的分类中已经彰显出来。比较而言，其对于促进国民素质发展更具有价值取向性、理论系统性、实践指导性和规律认识性的鲜明特征；从鉴别意义上看，其对于促进国民素质发展有着自身特有文化体系的特征。

据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是独立存在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不仅为促进国民素质均衡发展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提供了价值取向、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而且必将为解决当代人类素质发展失衡问题贡献中国国民素质理论、中国国民素质文化价值及其发展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在国民素质发展文化价值需求与其发展的价值创造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民素质发展价值扭曲与实践弱化的存在，其实质是国民素质发展文化缺失的存在，这一命题告诉我们，国民素质发展目标的实现不是主观臆想或自然培育而达到的，而是人通过其素质发展的文化需求而进行价值创造的满足需求得到实现发展的。基于此，把“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把以“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着力培养“四有”新人、不断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创新与实践观确立；从提出新型健康文化观，到建设心理和谐文化的国民素质内涵丰富；从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到健康素质的国民素质结构扩展；从强调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自觉内化到外化实践的国民素质发展规律，都是为了不断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国民素质发展价值新需求、实践新要求而创造的，为国民素质结构要素不断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要求而扩展的，为国民素质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价值依据的和实践准则的，体现了“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的规律，反映着国民素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创造和对国民素质发展实践的塑造关系，形成了国民素质发展价值观与实践观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完整图式。

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对现时代文化观念、文化要素和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结和升华，是对国民素质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其本身就是推进国民素质全面发展及其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的价值体现，而在实践中促进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民素质发展文化创新的必然结果。因此，国民素质发展的文化需求与其发展的价值创造有着必然的、本质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生成的逻辑必然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的思想资源与学理依据

从学理意义上说，一种新文化的建构，必须具备思想资源、理论与实践依据和学术背景，三者缺一不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的建构，既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基础，又具有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还具有学术背景的支撑。因此，有其科学性和必然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的理论渊源和实践依据

国民素质文化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内涵随着国民素质发展的价值需要而升华和扩展。国民素质是文化的产物，无不镌刻着文化发展的烙印；历史上每次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必然生成新的价值观念，促进新的人的素质文化观念建构，在实践中调整与规范着国民素质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尤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的著名论断，创建了消费需要是人的素质发展动力，是人为满足自身素质发展需要而进行有效活动的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提出个体素质差异性发展权利平等，有赖于先进社会制度的建立，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实现尊重人的素质发展权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确立了指导思想。

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思想的生成、发展到不断完善得以系统化，始终是以“仁”“礼”伦理文化思想为主线的，形成了以伦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国民素质文化观念，即“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的自修志向，“崇德尚善、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人后己的精神，“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仁者爱人，成人之美”的友爱思想，“孝悌忠信、礼义廉职”的荣辱观念，“勤劳简朴，勤俭节约”的生活观念，“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观念，长期对国民浸润濡染，滋养人生价值、塑造道德品质，对中华民族素质特质形成和促进文明程度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到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新内涵的文化价值观念，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新民”思想，建构“德、智、力”三者具备的国民素质新结构，以提升国民素质现代化水平。从此，我国思想界开始独立探讨国民素质问题，并把国民素质作为独立的范畴进行研究，既对国民素质向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开启了国民素质研究的先河。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干部、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基本要求，为推进干部、知识分子素质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推进国民素质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通过改善公民素质，必将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公民素质文化观。江泽民提出，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提高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思想；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国民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胡锦涛提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从文化发展历史意义上而言，推进国民素质发展是文化价值转向的历史过程，是文化价值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两个过程互为前提、相互作用，所形成国民素质发展文化观念选择和对国民素质发展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依据。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的学术背景

我国20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研究与实施及其对国民素质基本理论的阐释，90年代人学研究兴起及其对国民素质的专题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包含着国民素质文化观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袁贵仁著的《人的素质论》一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人的素质思想，论述了人的素质结构的科学规定性、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及教育的关系。景天魁、韩庆祥主编的《国民素质考察报告丛书》，探讨了美国、韩国等相关先进工业国家的国民素质发展文化及其特征，对于研究我国国民素质文化有着启发意义。单培勇著的《国民素质学新论—国民素质发展规律研究》一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与国民素质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

学术界对国民素质文化概念的提出并研究始于21世纪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从人的素质发展在文化方面的积淀；从通过与人的素质意识有机结合，作用影响着人的素质发展等三个方面进行界定。之后，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并开展了专题性研究，提出了独到见解。有学者从文化转化价值意义上认为，真正“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文化不仅应是先进的文化，更应该是能转化为民众素质的文化。”有学者从素质文化内涵界定和建设素质文化意义上认为，“素质文化是以人的素质发展为主导性价值追求并表现为各种相关的形式的文化。中国素质文化发展的历程经历了三个时期：相对圆满时期、相对片面注重德性发展时期、追求全面发展但存在尖锐矛盾时期。这三个时期都可以从人学角度来解读。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中，人的素质发展历程是缓慢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素质文化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核心，大力研究和建设素质文化。”

学者们对国民素质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内涵的界定、尤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内涵的界定、生成的论证较少或不够充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建构更是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一定意义上落后于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所要求的水平，不适应新时代国民素质发展的文化价值新需求。正因为如此，应努力建构适合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国民素质文化，其中最根本和首要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国民素质文化发展规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性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素质文化生成机制研究》（2023-ZZJH-25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谢亚军（1992-），男，汉族，河南扶沟人，河南开放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年素质研究。

单培勇（1955-），男，河南滑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民素质学和素质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