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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紫涵 刘航
在信息通信技术迭代演进的强力驱动下，人类社会正加速迈入由数字经济形态主导的新时代。“数字劳动”作为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形态和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广泛存在于网络内容生产、平台经济、数字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在数字平台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种现象极具迷惑性，它通过技术界面的中介作用造成认知偏差，将研究视域局限于技术应用的表层结构，进而导致劳动主体的创造性本质力量被异化为技术自主创新的产物。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资本以信息通讯技术（ICTs）的技术手段为载体，将资本剥削的范围从有酬劳动扩展至无酬劳动。这一研究视角提示我们：在考察数字劳动现象时，技术维度的分析固然不可或缺，但唯有深入剖析资本与劳动的动态关系，才能穿透技术表象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本质特征，进而实现对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剥削逻辑的批判性揭示。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劳动概念进行批判性考察，重点剖析数字资本的剥削逻辑及其表现形态，进而探讨其对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
一、 数字劳动的概念梳理
“数字劳动”是一种崭新的劳动形态，与以往各种传统劳动相比，在概念、特征和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中西方学术界虽然对“数字劳动”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但都普遍认为，斯麦兹1977年提出的“受众商品论”构成了“数字劳动”的最早雏形。斯麦兹从唯物主义视角将“受众”的注意力视为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卖给广告商，使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把自身注意力聚焦在广告上从而形成“受众劳动”。之后，特拉诺瓦首次“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指出“数字劳动”是主要依托互联网媒介产生的无偿的非物质性的知识生产活动，包括建立和浏览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撰写邮件等。2014年，福克斯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武器，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理论建构呈现出广义与狭义双重维度：前者泛指数字技术研发、应用及其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生产性消费所涉及的全部脑力与体力劳动；后者特指以数字技术为交互界面的社交媒介平台中用户生成内容的劳动实践。
二、 数字资本的剥削本质
在数字时代衍生出的数字资本通过技术中介实现对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占有，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
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数据的垄断与操控。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支持下，企业能够轻易地收集、分析用户信息，进而精准推送广告、制定价格策略，甚至操纵市场。这种对数据资源的独占，不仅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还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性，使得弱势群体在数字鸿沟中越陷越深。
数字资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的剥削。在平台经济中，大量劳动者被纳入数字平台，成为所谓的“零工经济”的一部分。他们虽然获得了看似灵活的工作机会，但实际上却失去了稳定的收入、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前景。数字平台通过算法管理、绩效考核等手段，不断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了对劳动者的隐蔽剥削。
数字资本还通过金融手段，加剧了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数字金融的兴起，使得资本能够更快速地流动、更广泛地渗透，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和金融风险。一些数字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和数据优势，不断推高估值、扩张业务，而普通投资者则往往被卷入其中，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
综上所述，数字资本的剥削本质在于其通过技术手段、劳动者剥削和金融手段，不断加剧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性、劳动者的剥削程度和贫富差距，这显然给现代数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如何有效应对资本剥削的挑战。
三、 应对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从这一理论视域审视，数字劳动的勃兴不仅催生了消解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传统界限的高强度劳动主体，更通过“产消者劳动”的新型实践形态重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使资本剥削呈现出更为隐蔽的技术赋能特征。在全球数字经济演进态势中，我国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型优势，通过构建共同富裕导向的数字治理范式，有效规制平台经济垄断行为与资本无序扩张风险。在此进程中，需将数字劳动深度嵌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系，使其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形成有机耦合，进而为经济社会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注入制度性动能。
具体而言，一方面，从生产力的维度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架构，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关键时期，以信息化为手段培育数字经济的新动能。凭借这一新动能驱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看，劳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技术劳动并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既要发挥资本与技术的积极作用，也要防止“数字劳动”中的数字垄断和数字泰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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